| 正治批判
正当程琳在北京各大舞台上轮番演唱《小螺号》、《草帽歌》、《盼红军》等歌曲时，1981年1月16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署名“陈莲”的文章《珍惜孩子的天赋》，不点名批判程琳“那浓妆艳抹的装束早已失去了孩子的纯真和质朴，所唱的歌，不论是新创作的还是风味很浓的传统民歌，甚至是儿童歌曲，一律使用轻声、送气、低音区，近话筒并带着哭腔，挑逗性的声调去唱。吐字和行腔那种矫揉造作，在目前国内舞台上也是很少见到的。”结果在这种正治压力下，按照上边要求，程琳在两年时间内被禁止登台演唱，只好继续当二胡乐手。当时，李谷一、苏小明、程琳是三位被重点批判的歌手，她们都是因演唱运用了“气声”，有了流行音乐的味道而遭到批判。在程琳看不到希望的时候，同样遭受批判的李谷一曾为程琳鸣不平。
再度批判
直到1983年，随着李谷一的《乡恋》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举行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解禁，程琳才在1983年被借调到东方歌舞团而复出。程琳在1983年出了《童年的小摇车》、《小螺号》两张专辑，再度引发轩然大波。
1983年，广州太平洋公司出了程琳的第二张专辑《童年的小摇车》，其中对《小螺号》重新录制，该专辑影响极大，甚至许多人都误认为这是程琳的首张专辑。1983年，程琳赴香港演出引起轰动，有评论称程琳的唱法和邓丽君相似，故赞誉她为“小邓丽君”。后来程琳还曾经和邓丽君通过电话、通过信，邓丽君还给程琳回了一封信，这些来往信件都在香港发表。
1983年冬，付林、程琳以及一个音像公司的出版商找到作曲家许镜清，商议为程琳录制一盒磁带，请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许镜清编配伴奏。该磁带原来设计为十首歌，后来认为曲目不够，许镜清又写了包括《采榆钱》在内的三首歌。这盘磁带以付林作词、作曲的《小螺号》为主打歌，并以此命名专辑为《小螺号》。结果一个以《小螺号》为主要批判对象的讨论批判会在某周报的编辑部举行，出席者是一些音乐界前辈，他们认为该盒磁带是“黄色的”、“软绵绵的”、“低级的，下流的”，还指责程琳唱的四川民歌《盼红军》说：“这哪里是盼红军，分明是盼白军么。”以此次讨论批判会为根据，写了一份向上边的报告，又根据该报告对付林、程琳、许镜清三人作出了要“批评、教育”的批示，作为文件下发。16岁的程琳因为年龄小，受到海正歌舞团团内当众警告处分，据说海正歌舞团宣布处分决定后，小程琳穿着咔咔响的皮鞋昂首步出会场。付林受到海正歌舞团檔内察看处分。许镜清则被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发出文件（农影〔84〕2号），传达至各科室并张贴在办公楼内，文件称：“鉴于许镜清所犯错误，1.今后不许随便给外单位创作，2.未经批准不许给外单位录音。”许镜清该年应该涨的工资也未涨。
付林回忆说：“1983年批判主要是一些音乐周报等，有些题目就是‘俗不可耐的《小螺号》又吹响了’诸如此类的。”这一轮批判的情况比1981年时更为严重，甚至连海正歌舞团也曾被勒令解散。
迈上新阶
1983年，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将程琳借调到东方歌舞团，从此程琳又可以登台演唱了。她先后出了《新鞋子旧鞋子》、《程琳新歌1987》、《梦红楼》、《比今更重》等专辑。她演唱的《风雨兼程》、《妈妈的吻》、《酒干倘卖无》、《信天游》等歌曲影响极大。
1983年6月，台湾校园民谣的开创者之一侯德健，从台湾来到中国大陆，赴北京定居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1983年底，东方歌舞团批准程琳与侯德健合作。自1984年至1989年的六年时间内，由侯德健创作、程琳演唱的《熊猫咪咪》、《妈妈的吻》、《你和我的明天》、《信天游》等歌曲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。侯德健充当程琳的制作人，带来了很多新的制作理念。侯德健说他离开台湾时，刚刚为电影《搭错车》写完音乐，他觉得其中歌曲《酒干倘卖无》很适合程琳演唱。当时，苏芮演唱的该歌曲版本尚未正式发布。恰逢中国中央电视台举办一台歌会，因为没有演播厅，便以北京长城饭店作为演播室录制，程琳演唱了《熊猫咪咪》、《酒干倘卖无》，该期节目影响颇大，《酒干倘卖无》也成了程琳的重要作品，使程琳从少女歌手成长至第二阶段。
1985年，18岁的程琳与台湾歌手侯德健恋爱。当时程琳的父亲对此很反对，但程琳不为所动。1985年前后，程琳离开北京，与侯德建赴广州，开始了将近两年的隐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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